實用文獻的翻譯又占據了主要的位置
“爲了讓中華文化價值觀能夠真正走向世界，讓佛教慈悲利世的精神爲全人類帶來和平，那麽三大語系佛英文翻譯經的翻譯就成爲當今中國佛教徒神聖的責任和使命。”
對中國社會來說，宗教典籍的翻譯則集中體現在佛經的傳譯中。我國最早的漢文佛經，爲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由迦葉摩騰、竺法蘭所譯的《四十二章經》。此後佛典在漢地的翻譯一直延續到宋朝末年，曆經千余年之久，其間湧現出鸠摩羅什、玄奘、義淨、不空等諸多偉大的翻譯家，所譯經典據元代《至元錄》記載，共計1440部、5580卷。這些佛教典籍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的智慧寶藏，爲中華文化輸入了新鮮的血液，與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道，重塑了中華民族的日文翻譯文化品格。自19世紀末以來，隨著西方列強打開中國的大門，西方人文著作也隨即成了這一時期翻譯活動的中心主題，中西文明的深度碰撞激發了中華民族新的創造活力。新中國成立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科技、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實用文獻的翻譯又占據了主要的位置。
縱觀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重大進步，無不與不同地域文化間的深度交流、文化經典的相互翻譯密切相關。關于翻譯社的重要性，德國文學家和思想家歌德曾這樣說過：“應該這樣看待每一位翻譯家，即他在努力充當具有普遍意義的精神交易的中介人，並以促進這一交流爲己任。在廣泛的國際交往中，不管能講出文學翻譯的多少不足，他卻仍舊是並將永遠是人類最重要和最高尚的事業之一。”他甚至公證進一步認爲，“每一個翻譯家也就是他本民族裏的一位先知”。
回顧人類東西方文明發展的曆程，從文明的發展趨勢與翻譯活動之間的關系來看，翻譯活動都經曆了宗教典籍翻譯、人文著作翻譯與實用文獻翻譯3個階段。
當今社會在科技與經濟獲得前所未有快速發展的同時，面臨的全球性挑戰也日益加劇：環境汙染、自然災害、疾病困擾、貧富差距、民族沖突、社會動蕩、經濟危機等諸多問題已經超越了國界，需要人類緊密團結起來共同面對。
對西方社會來說，宗教典籍的翻譯集中體現在《聖經》的傳譯。從公元前3世紀前後的《七十子希臘文本》，到古羅馬教父哲羅姆翻譯的《通俗拉丁文本聖經》，再到中世紀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翻譯的德語版《聖經》，《聖經》衆多不同語言版本的流通爲基督教思想在整個西方社會的廣泛傳播和深度普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在複興古典文化、宣揚人本主義的文藝複興運動之後，宗教典籍翻譯的主導地位逐漸讓位于人文著作的翻譯，爲西方社會的民族覺醒與現代化變遷提供了充足的精神營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爲滿足資本主義發展的實際需要，以商業、外交、科技等翻譯爲主的實用文獻翻譯，逐漸取代了人文著作的翻譯而成爲主流。
我們不但要在實踐中摸索前進，更需要從延續數千年的宗教傳統中去重新挖掘古人的智慧。因此，世界範圍內宗教典籍的翻譯與流通，有望重新成爲未來國際翻譯的主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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